《七人樂隊》──戰後第一代眼中的香港故事

《七人樂隊》的其中5名導演去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首映後出席座談會。(網上圖片)
《七人樂隊》的其中5名導演去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首映後出席座談會。(網上圖片)

對港產片影迷來說,《七人樂隊》(2020)的製作構思無疑很吸引:7名成就極高的香港導演聯手,各自以香港某一個年代為題材,用已告式微的菲林方式拍攝短片,所選的年代由抽籤決定。電影的英文名字《Septet: The Story of Hong Kong》更開宗明義,表明敘述的是香港故事。到了2022年,這部兩年前已完成的作品終於在香港和臺灣公映。

細數參與的七名導演,除了同樣享譽國際外,更差不多是同一時代的電影人。年紀最大的袁和平於1945年出生,最年輕的林嶺東和杜琪峰則出生於1955年,相差不過十年。他們全都於1960年代或1970年代加入影視行業,到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首執電影導演筒:最早是洪金寶於1977年拍了《三德和尚與舂米六》,最晚的是林嶺東於1983年執導《陰陽錯》,相隔僅6年。不過,論出身背景,卻又有所不同:袁和平與洪金寶自小學習京劇和北派功夫,最初入行主要做武師,逐漸從演員、武術指導晉身為導演;許鞍華、譚家明和徐克是學院派,在外國修讀學影,回港後先加入電視圈,其後投身電影界;杜琪峰和林嶺東同樣從電視轉至電影,但卻是出身自藝員訓練班,未幾轉至幕後。如果加上本來應允參與《七》片、後來因抱病退出的吳宇森(拍攝實驗電影的文藝青年,加入電影公司從低做起),大概可算涵蓋了那一代港產片導演的各種不同背景了。

這一批導演進入影視圈時,香港電影業開始成熟起飛,一方面開始吸納西方先進的技法和理論,另一方面市場和影響力逐步拓展,從原本的臺灣和星馬等地擴展至日韓和歐美。他們見證和帶領了香港電影走到黃金時期,到近20年間港產片呈現飽和、逐漸走下坡,他們之中大部分依然活躍,仍有精采作品面世。更宏觀一點看,這一批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出生的戰後第一代香港人(除了徐克是越南華僑,1960年代中才來港),童年時經歷了香港戰後百廢待舉的艱難歲月,在成長期間社會逐漸富庶。在香港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過程中,戰後第一代既貢獻良多,也是主要的得益者。他們會以甚麼角度去看過去70年的「香港故事」?這無疑是有趣的課題。

當然,這種由每人執導一段短片組成的電影,通常都會風格不一,更難以有統一的視點或世界觀,《七》片也不例外。雖然如此,將片中按時序排列的各段短片串連起來看,還是可以觀察到一代人對香港有着類似的情懷。其實7段短片大概可以按時代和內容劃分成3組:洪金寶、許鞍華、譚家明和袁和平拍攝的1950年代至1990年代(中間欠缺了1970年代)是香港的過去;杜琪峰和林嶺東拍攝的21年紀頭兩個年代可算是香港的現在;徐克的《深度對話》沒有明顯的時代背景,放在最後。

觀眾不難看到,屬於過去的四段雖然表達的訊息不同,但都流露著濃厚的懷舊味道,這不單見諸內容細節,包括場景、道具,以至插曲,更體現在其中的人物關係,不論是師徒/生、爺孫或男女之情,即或傷感,也總帶著浪漫或溫情。這正是戰後第一代對昔日香港的美好回憶。

反觀屬於現代的兩段,杜琪峰的《遍地黃金》用上嘲諷筆觸,盡顯荒誕味道;林嶺東的《迷路》雖然也見三代之間的溫情,但卻是源於舊日傳統,對比之下,現代中環則只有冷漠和疏離。這大概正好反映戰後第一代常見的「今不如昔」感慨。

據說徐克原本抽到拍攝1970年代,但他不願意拍,又沒有人跟他交換,於是他構思了沒有特定時代背景的《深度對話》。故事看似荒誕不經,描寫精神病院中醫生與病人難分,給安排放在電影的結尾。這是否反映導演對2020年後的香港以至未來的預言?就留待觀眾自行玩味和判斷。

因此,在筆者眼中,《七》是「懷舊電影」。這類電影有好些特色,首先當然是重現和緬懷昔日事物,經過歲月沉澱洗禮,即使是原本負面的東西,例如洪金寶的《練功》和許鞍華的《校長》含蓄反映到的1950-60年代香港貧窮狀態(小童沒有正式上課、接受艱苦京劇訓練,又或課餘在街邊經營攤檔),都變得溫馨美好。另一方面,香港在經濟急劇起飛後(約1980年代開始)萌生的急功近利、紙醉金迷的情況,卻又或許只是湊巧,沒有在《七》片的上世紀部分呈現,反而給杜琪峰選中,放了在2000 年代(當然情況確實延續至那個年代)。

《七人樂隊》中的《校長》一段觸及香港昔日教育制度中獨特的「天臺小學」。(網上圖片)
《七人樂隊》中的《校長》一段觸及香港昔日教育制度中獨特的「天臺小學」。(網上圖片)

「懷舊電影」的另一特色和功能,是為歷史留下一點紀錄。《練功》為于占元當年訓練「元家班」補寫一筆,可以與剛去世的羅啟銳導演的電影《七小福》(1988)互相參照。《校長》也為當年香港獨特的「天臺小學」留下了印記。有時,即使是看似瑣碎的細節,從記錄歷史的角度,也有重大意義,例如羅啟銳另一部「懷舊電影」《歲月神偷》(2010)中,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歷史紀錄,是校際田徑運動會的手動計時隊伍按秒錶的姿勢。這個極少人注意到的細節,其實將香港1980年代中以前體育歷史的一個小環節準確地記錄了下來。

懷舊創作畢竟不是學術研究,是否準確或全面並非重點,可以容許美化、偏見或遺漏。因此,《七》片最重大的意義不在於這批導演是否述說了準確而全面的香港故事(其實大概也沒有可能),而是在歷史上留下了一筆:戰後第一代是這樣理解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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