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愛閱讀的人不難發覺，比較中、英文出版界，有一些類型在中文書之中比較缺乏和遜色，遠不及英文書（以至整體西方出版界）的興盛，其中一個類型是名人傳記／自傳／回憶錄（下文統稱「傳記」）。傳記在西方出版界可說是專門的類別，在內容、體裁、資料考證和寫作方法等方面均有嚴謹的要求，在書店也有專櫃甚或獨立部門。反觀以中文為第一撰寫語文的傳記不多，內容也往往不如西方的嚴謹。出現這個現象，相信除了因為中文書市場較小以外，更與華人社會的文化有關：很多華人都沒有要為自己的歷史留下正確紀錄的想法，而且重視與人為善，不會輕易月旦曾與自己交往的人有甚麼是非功過。

基於市場需求，會撰寫傳記的名人通常有幾類，除了政、商、宗教、體育等界別的以外，自然也不乏來自演藝界的。這些演藝界人物的傳記，如果內容翔實，有鮮為人知的資料，其實會成為流行文化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香港流行音樂工業過去數十年雖然曾經極為蓬勃，對多個華語地區均造成重大影響，可惜曾有人為之作傳的音樂界人物不多（見下文），對於補足香港流行音樂歷史之中的空白幫助不大。因此，香港著名作曲家兼結他手、「達明一派」成員劉以達最近出版自傳式書籍《方丈尋根記──前傳》（2022年，Tats Production出版），實在值得大眾重視。

劉以達在香港流行樂壇的地位自不待言。他和黃耀明合組的「達明一派」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道，以類近當時西方最為熱門的「電子流行樂」（syn-pop），或稱「新浪漫」（new romantic）的風格令香港樂迷耳目一新。「達明一派」和同期出道的樂隊Beyond影響深遠，至今仍在眾多華語地區中為年輕一代受落，可躋身香港流行音樂最具代表性人物的行列。他們的成長背景和所受的音樂薰陶，又有別於60年代開創香港歐西音樂熱潮一代的樂隊，如Teddy Robin（泰迪羅賓）& The Playboys和許冠傑任主音歌手的The Lotus。所以，劉以達一代的流行文化故事，有需要以文字記錄下來。

嚴格來說，《方》書不單是「書」，內裡除了文字和大量珍貴舊照片外，更有劉以達自己繪畫的漫畫，以及二維碼供上網聆聽他早年樂隊DLLM的作品和瀏覽其他資料，另外還附送一張他純樂器演奏、用作伴隨閱讀的音樂CD。換句話說，《方》書可算是多媒體的創作項目。這正好顯示，劉以達作為以音樂為主、演戲和視覺藝術為副的藝術工作者，即使在撰寫以文字為主的傳記時，也有突破框框的視野（又或根本無視這些框框）。

從文字風格來看，《方》書也不像一般傳記。傳統傳記講求準確可信，因此描述和用字通常盡量正規嚴謹，即使想增加趣味，也要令讀者不致感到內容誇張失實。劉以達卻似乎完全沒有這個包袱，大部分內容於去年1月起在他的Facebook專頁以連載方式首先發表，行文遣詞用廣東話，間中夾雜白話文字眼，其實是這一代香港人典型的社交媒體書寫方式。同時，他不時用上戲謔式的詞句，令人聯想起他演戲或在傳媒上說話時的搞笑風格，例如描寫自己參加一項結他演奏比賽的初賽：「我一出閘就踩盡油，摩打手較剪腳，一時短傳滲入，一時橫掃千軍……最後一招手指尾拉西，我將呢幾個月所有嘅失落、傷感、挫折、憤慨、迷失與不甘，好似如來神掌萬佛朝宗咁，一次過通乾淨所有在腦海中嘅坑渠。」這種寫法有時不免顯得過分戲劇化，但卻無疑為讀者帶來了頗為新鮮的閱讀體驗。

雖然從上述角度來看，《方》書的形式似乎並不類近傳統傳記，但論內容，卻又有很多地方都符合傳記應有的規格，例如書中開首就交代了自己父母的背景和成長經歷。難得的是，劉以達的敘述有其宏觀視野，包括當時入住公共屋邨對基層家庭的價值，以至80年代他能以畫「行貨畫」賺取外快，源於旅遊業蓬勃等。

對於讀者來說，閱讀傳記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對主人翁的經歷、性格和價值觀有更深入的了解。《方》書在這方面可算成績不俗（作為「前傳」，敘述範圍由劉以達出生（1963年）至「達明一派」推出第二張唱片《達明一派II，Kiss Me Goodbye》（1986年））。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劉以達在開拓自己的音樂事業過程中，一直展現真正藝術家應有的激情，不斷反省詰問：作品如何在商業與前衛之間找到平衡點，以及銳意創作具有東方特色的搖擺音樂的心路歷程。書中不時強調，要不忘初心：「搖擺精神，有時唔係你fing得幾行、嗌得幾大聲；Rock，就係你有無令人感染到永遠堅持、永不放棄、永不妥協嘅精神同態度。」

劉以達在組成「達明一派」前的音樂事蹟，在樂迷圈子中早已成為傳奇故事，包括曾組成樂隊DLLM和「東方電子樂團」（簡稱OEO），以及參與灌錄現在已成經典的唱片《Xiang Gang香港》（1984年，其他參與者包括有最早期的Beyond和包以正等）。《方》書對這些情節均有頗為詳細的敘述，為香港流行音樂歷史填補了一些空白之處。劉以達成名前與多位樂壇名人（包括黃家駒、侯德健、「草蜢」、郭達年、陳少琪等）交往的片段，也是鮮為人知的軼事。當然，歷史價值最高的應該是「達明一派」相識和組成的經過，書中以極具畫面的方式，記錄了兩人初次會面的情況，也詳述了由試音到推出唱片之間的多次轉折，成為香港音樂史中重要一章的書面紀錄。

與另一些有關香港流行音樂的書籍不同，《方》書較多描述音樂創作和製作的細節，由劉以達早期以一部雙卡式、四軌錄音機，在家中實驗錄音，以原始方法製造多層次的音樂，以至後來怎樣用電結他和電子合成器（synthesizer）來創作五聲音階、帶有中樂味道的旋律，書中均有解說。對於了解粵語流行樂藝術和工業，這些內容都極具參考價值。

總括來說，《方》書雖然篇幅不長，內容頗為豐富，即使組織剪裁間或顯得有點零碎，但卻別有像聽朋友講故事的親切趣味，同時也具備傳記文章大部分應有的內容，值得對香港流行樂發展有興趣的朋友一讀。

記憶之中，香港流行音樂歌手和樂手的傳記書籍不多，較嚴謹的大概只有泰迪羅賓、許冠傑、譚詠麟和Beyond（以上世紀60年代出道的起計，其他藝人的或許只可算是提供主人翁相關資訊的書籍，未達到傳記的水平）。上述傳記中，較出色的是香港大學前社會學教授吳俊雄撰寫、獲許冠傑授權的《此時此處 許冠傑》（2007年，天窗出版）。作者訪問了許冠傑和其他多人，對許冠傑的音樂事業有詳盡描繪，加上吳俊雄以本身的社會學訓練，宏觀地剖析了許冠傑作品與香港社會發展的關係，即使個別環節未夠詳盡，仍不失為香港流行樂歷史的重要作品。

除了歌手或樂隊的傳記外，還有一些書籍以香港流行樂壇歷史為題材，撇除談論歌詞的，至少還有黃志淙和Muzikland所寫的書籍，而筆者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信佳撰寫的《港式西洋風──六十年代香港樂隊潮流》（2016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名思義，該書追溯了多支60年代唱英文歌曲為主的樂隊（也有個人歌手）的歷史，其中部分在今天本來早已湮沒無聞，獲得作者翻查資料，為他們留下紀錄，實在是重大的貢獻。

但是，香港流行音樂歷史值得和需要補遺的地方仍有許多，而且早年出道的幕前幕後人物不少已屆古稀之年，小部分更已去世，記錄相關歷史的工作刻不容緩。相比之下，香港電影工業的歷史研究至少有香港電影資料舘專責在做，但是音樂方面卻完全沒有類似的資源，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該考慮推動和資助相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