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創報85年的《星島日報》正在奥海城舉行回顧展。在香港報業史上，《星島》絕非短暫，然而不是最早，也不是最長。

據歷史記錄，早於1842年，西方人士在香港開始出版一些英文報刊。中文報刊則始於1853年，最早出版和發行的是《遐邇貫珍》月刊。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著的《遐邇貫珍之研究》（関西大學出版社，2004年）有專論，亦附有原刊影印。這是民間記錄香港早期歷史的珍貴資料。到了1925年，《華僑日報》由原有的報刊經重編和易名出版。同年《工商日報》首刊，而《星島日報》則創辦於1938年。《華僑》和《工商》已停刊多年，只有《星島》仍在出版，至今85年。這3張華文報紙記錄了香港早期很多民間社會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英文報章所紀錄的民間活動固然有詳盡的一面，但對比中文報章所記的角度和內容自然十分不同。香港一份十分重要的英文報紙《南華早報》創刊於1903年，至今仍然出版。它紀錄了大量香港的政治經濟和民生活動，從史料角度來說，自然十分珍貴。筆者相信，如果有傳媒學者將英文報章和中文報章的同期報道作對比研究，一定會有很多有趣的發現。

就以今次《星島》舉辦的展覽為例，大家可以看到報紙新聞紀錄下來香港1960年代的生活重要事件和點滴。包括天臺學校、當時蓬勃的製衣業和塑膠業經濟、平民在水荒下的生活情況等。資料圖文並茂，是活生生的香港公共歷史。

什麼是公共歷史？這是學術上一個重大課題，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詳細討論。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公共歷史與傳媒有密切關係，而在上世紀的年代，它與印刷的報章尤其相關。

公共史學是20世紀60、7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一個史學派別，至今已經發展成世界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公共史學者運用學院派的訓練和研究成果，為現實社會各領域服務，包括政府、企業、媒體、歷史遺址、博物館等機構。在這方面，公共史學者的確在某程度上有助媒體發展，例如口述歷史的應用、資料搜集的標準、對比分析等，新聞媒體都從公共史學者的參與得到養料。香港新聞媒體在甚麼程度上和如何應用公共史知識，有待未來研究和建立。

從另一個方向看兩者的關係，即新聞媒體的紀錄對公共歷史研究的貢獻，這就十分之明顯和重要。上述提及各種華文報紙，都是歷史素材的最重要載體。

報章之為媒體，源於它作為中介者的角色。公共歷史學者通過報章參與公共事務、經濟和民生之中，為各種事情作記錄。《星島》在這次展覽中，展示了多家大型企業的舊照片和新聞檔案，它們大多數至今仍是香港重要的大企業。可見報章成為中介，公共歷史學者藉此更有效研究社會經濟。

公共歷史學者還注重結合歷史和媒體，這有助確立歷史學的社會地位。在美國，一些公共歷史學家利用媒體向全社會分享以至灌輸歷史觀念，讓人們從電影電視、報章雜誌中瞭解歷史。公共歷史學者讓人們在輕鬆愉快的情况下接觸歷史，潛移默化地提高民眾的歷史意識。在這方面，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及公共事務記錄片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似乎比印媒的報導影響更大。當然此說仍有待研究。

公共史學家亦將學院的研究成果推廣到社會，成為大學或專研機構史學和社會的橋樑。而報章雜誌在這方面亦扮演重要的報道者角色。

在媒體的參與下，官方或學者長期以來擁有的史學話語權已經被分享，或可說被動搖了。

進入21世紀20年代，回顧香港經濟起飛的上世紀60、70年代，亦是華文印刷報章的繁盛時期，後來者可以借助公共歷史的精神和研究方法，重構香港人生活中很多值得保留下來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