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電影的世界視野:李駿碩作品《濁水漂流》可以為未來香港電影另闢蹊徑嗎?

香港電影《濁水漂流》(2021首映)改編自2012年深水埗通州街一批露宿者遭4個政府部門人員強制清場的事件,露宿者保暖衣物及其他個人物品等在行動中被拿走。當時還在大學讀新聞系的李駿碩走到露宿者街頭做訪問和研究,並激發其後結合自己的社會調查與電影戲劇元素而拍成的一套批判社會的電影。

《濁水漂流》電影海報(圖片取自濁水漂流 Drifting 面書)
《濁水漂流》電影海報(圖片取自濁水漂流 Drifting 面書)

公義與個人尊嚴

導演與一群邊緣街友「他者」雖有距離 ,但彼此相通之處,是對社會公義的追求,及對社會不公義的憤怒。片中輝哥(吳鎮宇飾演) 不屑政府向各人賠償2000元,堅持「政府做錯事,就該道歉。」正當所有街友都同意拿取政府2000元的賠償,並同意與政府和解的時候,輝哥卻堅持原則,寸步不讓,個人寧願不要賠償。故事最後剩下輝哥一人堅持抵抗。輝哥不會知道什麼是公義公正的大道理,或許他只是在維護個人尊嚴,但在導演的眼中,在電影的敘事中,這卻是對社會公平公義最純粹的堅持和發聲。電影所要彰顯的問題是: 什麼是公平?什麼是公義?現存的法律與訴訟機制是否充足與合乎人道?

片中亮相的真實人物甘浩望神父(Rev. Franco Mella),外號甘仔(亦有深水埗明哥陳灼明),他曾經提過一個露宿者叫霍瑤的悲慘故事,說明了官僚辦事程序的荒謬與不人道。 霍謠在二戰後徒步由廣州來到香港,來到的時候他生病了,無法工作,露宿街頭,甘神父和他一起去社會福利署拿綜援。當時天寒地凍,甘神父請社署想想辦法,讓霍瑤不用露宿街頭。等了一星期,他再致電給那位社工,社工說他已經在路邊凍死,甘神父非常傷心。他為這位死了的露宿者寫了一首歌,並在電影中與飾演街友的群組唱出這首歌,紀念他的故事。

甘神父原籍義大利,出生於米蘭,自1974年到港以後,為油麻地避風塘的艇戶爭取上岸的權利。他多年來主要為貧苦大眾、弱勢社群服務。1999年許鞍華電影《千言萬語》中,甘神父(黃秋生飾演)一角正是以甘浩望為藍本。而在《濁水漂流》飾演陳妹的李麗珍及老爺的謝君豪均在《千言萬語》中有重要的演出。李飾演等待上樓的艇戶人家,謝飾演區議員。

《濁水漂流》不單承繼了香港電影介入社會議題這方面的傳統, 更加凸顯了法律上程序公義 (procedural justice) 的不足,甚至荒謬。例如法官一再提醒申訴的露宿者,不要有過分期望,若要求署方道歉的話,可能讓他們的申索更加困難。我們不禁想問,到底法律上程序公義出了什麼問題? 蔡思韵飾演的社工何姑娘,雖然好心助人,但只能跟着專業守則及程序公義辦事,勸喻露宿者們接受賠償,別無他法。何姑娘代表的是一種中產階級意識,倚賴法治和法律條文,企圖改良社會,但個人力量卻完全不能解決社會縱深的階級矛盾,導致貧富懸殊,房屋嚴重短缺的問題。

保持批判的距離

李駿碩出身新聞系,電影中反而對大學和媒體不無嘲諷,特別是戲中街友拒絕成為主流社會和媒體凝視的客體。輝哥面對媒體的關注,反而冷眼旁觀的説:「他們只想問我為何吸白粉、為何坐牢、為何露宿街頭,只想用悲慘的故事來博取同情,賺得收視率。」這其實也是導演的自省,李駿碩的電影要保持批判的距離,導演不想要演員「扮演」弱勢社群,賺取觀眾的感情。

李駿碩及《濁水漂流》團隊奪得第58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圖片取自濁水漂流 Drifting 面書)
李駿碩及《濁水漂流》團隊奪得第58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圖片取自濁水漂流 Drifting 面書)

電影最終打出字幕提醒我們, 現實中, 2012年有19名露宿者與政府達成和解協議, 每人獲賠償港幣2000元。 然而,兩名露宿者於漫長的官司結束前, 經已逝世,政府拒絕為清場行動道歉,並持續驅趕露宿者,因法律上他們是違法佔據公共街道。

攝影師何銘佳(即《夜香.鴛鴦.深水埗》的導演),在片中一幕用了中長距離的定鏡,凝視社工何姑娘的中産家庭的客廳和陽台,刻意提醒觀眾她與街友之間的距離。而作為社工,她幫街友打官司,是遵從個人專業的任務,而不是義務。例如何姑娘善心勸輝哥去看醫生,才答應會幫她打官司,卻衝着說:「你知道我沒有義務要幫助你。」她努力為露宿者解決問題,木仔(柯煒林飾演)得以返回母親身邊,但人卻好像失去自由而鬱鬱寡歡,又令輝哥失去一個能填補亡兒之哀的年青好友。她為老爺(謝君豪)在網上尋回失聯多年越南家人和兒子,老爺得以了結心事而決定投海自盡。她為街友聲討賠償,卻無力要求政府向街友道歉,輝哥因而引火自焚,含恨而終。

新一代世界電影的視野

當代香港電影鮮見有精彩的群戲,《濁水漂流》可令人想起張之亮以籠屋住客為題材的《籠民》(1992) ,我認為將影片跟「中聯」的《危樓春曉》(李鐵,1953)作一個歷史性的對比,更可窺探新一代電影的草根社會及其世界電影視野,即電影關注在全球化及經濟剝削下的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

相對來說,中聯的電影隠含階級對立的左派立場 (值得留意是,《籠民》是由左派的銀都機構發行),《危樓春曉》中甚至有富戶的角色,成為資本家(大業主) 代言人,而劇中通過煽情手法描述善與惡的對峙,建立一個勞動階級都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烏托邦願景。

但是,《濁水漂流》抗拒這種悲天憫人式的階級同情,而是以抽離而略帶「自然主義」(naturalism) 風格展示街友的生存狀態,及其與家庭和周遭環境的關係。可以說,故事中沒有一個絕對的壞人,或絕對的好人,有人吸毒酗酒,不能自拔,無法擺脫「環境」 的操控,更多的是個人和家庭疏離,與社會脫節,至於木仔和輝哥更是不太合群,行事甚至帶有個人主義。

左派電影最愛利用角色群象的「框鏡」 (framing) 美學呈現「群體」與資本家對抗。相反,《濁水漂流》有一幕群鏡,以中遠景補捉甘浩望神父帶領一班無家者,大家圍爐取暖,聆聽並彼此分憂,當中有近一半是非華人街友 (可以想像本地的南亞裔社群) ,包括演黑仔的Zenni Corbin (導演的酷兒好友,歌手及舞蹈家),這是否導演念茲在兹的「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 ?

濁水漂流而居,何處是吾家?

片首開宗明義引述性別及政治哲學家茱蒂絲‧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剝奪》(Dispossession) 中所言:無家者逼得流落街頭生活,要適應周遭環境,彼此照應,是因為社會的經濟及政治領域均缺乏平等的關係與條件。

廣義來說,《濁水漂流》可以置於世界電影脈絡中,作為批判在全球新自由經濟主義下,那些被剝奪了居所、土地、財產、以至公民身份和歸屬感的人的狀況,令人聯想到英國堅盧治 (Ken Loach) 那近乎社會檔案式的作品,一直要為社會弱勢社群發聲。近作《對不起,錯過你》(Sorry We Missed You) (2019) 中的家庭為全球金融海嘯所牽連,失掉房屋,但夫婦拒絕被社會環境支配,要找回工作,拾回個人尊嚴。

這跟《濁水漂流》可說是有異曲同工。電影中的人物,雖然生活在社會底層,但同樣是捍衛自己作為人的尊嚴。輝哥出獄後寧願回到深水埗的街屋,也不要入住政府的中途宿舍 (Rehabilitation Center) 。電影呈視邊緣社群和人物的觀點和內心世界,輝哥從離開監獄乘巴士回到街友社區,手搖鏡頭捕捉其主觀視野下的城市景觀。失語的木仔本來出身自中産家庭,卻甘與輝哥為友,逐水漂流。電影讓我們深刻地反省什麼是家的感覺?為什麼有人有家不得歸?家不是一個只用磚瓦築成的豪宅或有蓋居所,而是一個有社群凝聚力和歸屬感的存有(being)和居所(dwelling) 。

木仔幫輝哥搬床(圖片取自濁水漂流 Drifting 面書)
木仔幫輝哥搬床(圖片取自濁水漂流 Drifting 面書)

電影音效設計鄧學麟在意地使用地盤的打樁聲及都市重建中的環境聲音,以聲音推動情節,配合音樂創作人黃衍仁的出色配樂,其中有木仔吹奏的口琴,曲子是《綠袖子》( Greensleeves),英格蘭民謠,憂怨旋律非常襯托木仔孤獨而自我遺棄的狀態。黃衍仁在戲中親身演奏的椰胡,與及節奏蹣跚而又帶蒼涼味道的電子結他音樂,令觀眾從聽覺上感受社區的變遷。事實上,在露宿者棲居的深水埗天橋底下地方,附近還有大量的新型住宅建築大廈在興建中。另一邊廂,新建的公園長椅故意設計扶手之類的障礙物置在中間,等露宿者不能躺平於上棲息。政府又往往在地上鋪了很多階磚,教露宿者難以棲居,令人氣結。影片末段 ,輝哥和木仔偷偷走入地盤,乘搭吊臂機,在建築物頂層看到整個九龍夜景,還對著腳底下繁囂城市撒尿,這一幕比對影片大部分鏡頭以平臥角度拍攝街友生活,凸顯天國與地獄的反差。

為未來的香港電影另闢蹊徑?

《濁水漂流》是一套發人深省的電影。當政經權力在剝奪個人自由及生存條件已變成全球化趨勢,而當建制中的司法系統和援助機構都無力扭正社會的不公義時,電影是否提出另一種身份凝聚的可能性,抑或逼視其潛在矛盾?而一種超越本土和國族論述,超越排外與歧視的草根社群和社會想像,既沒有抽離於地方和社群的身分,而又對陌生人承擔藝術上的責任,是否可以為未來的香港電影另闢蹊徑?

在一個深陷身份危機的撕裂之城,電影彰顯的不止是個人與陌路人關愛的課題,而是深層次的社會與經濟矛盾。在同一香港屋簷下,人們是否可以摒棄彼此之間的階級差距,只需具備「和而不同」的勇氣,就可以去追求諸如公義和民主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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